*,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Company Logo,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文本样式,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第五级,第六章,跨文化精神病学,第一节,跨文化精神病学基础,1,第二节,文化特有的综合征,2,第三节,精神病学研究的人类学反思,3,Company Logo,内容提要,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目前有超过5亿人存在精神健康问题，占世界总人口的10%，其中2亿人患有抑郁症。在我国，精神卫生问题在过去几十年日益突出，精神疾病约占全国疾病总负担的20%。,Company Logo,第一节,跨文化精神病学基础,一、跨文化精神病学,二、“正常”与“异常”的文化界定,三、精神障碍的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四、跨文化精神病学的走向,Company Logo,一、跨文化精神病学,（一）跨文化精神病学的起源,研究的兴趣最初是基本人格结构（basic personality structure）和典型人格（modal personality），后来发展为对“正常”与“异常”的文化界定，不同文化对疾病的定义与治疗，对一些似乎限于特定文化的精神障碍的关注，以及西方精神病分类与诊断的跨文化适用性等问题，形成了跨文化精神病学研究的主流。,Company Logo,一、跨文化精神病学,（二）跨文化精神病学的研究范畴,人类学认为，任何文化的精神疾病相关经验与知识都是由文化构成的，要认识特定群体的精神障碍现象，必须透过该文化的透镜，考察其对“异常”行为、思想与情感的界定，对精神障碍的分类、诊断与病因学解释，以及治疗精神或行为障碍的模式。,Company Logo,二、“正常”与“异常”的文化界定,人类学家的观点是：并不存在具有普遍意义的“正常行为”或“异常行为”，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正常”与“异常”界定，判断标准是人格与社会规范一致的程度。在鼓励侵犯和怀疑的文化中，精神异常的个人可能是那些消极被动与轻信的人；而在鼓励顺从与信任的文化中，精神异常的可能是富有攻击性与生性多疑的人。,Company Logo,三、精神障碍的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1977年，克莱曼为跨文化精神病学与医学人类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他认为，传统的精神障碍比较研究，尤其是抑郁症的比较研究采用西方的精神病学分类学概念，模糊了文化的作用。他倡导跨文化研究应该对精神障碍进行详细的现象学描述，而不是以认定西方精神病学范畴的有效性为起点，这就是“新的跨文化精神病学”。,Company Logo,三、精神障碍的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克莱曼的观点激励了很多人类学研究，这些研究丰富了对精神障碍的跨文化认识，特别在三个方面对精神病学做出了贡献。,首先，在缺乏生物学标识的情况下，对诸多社会中的精神障碍的考察为这些障碍的综合病症意义及完整性提供了证据；,其次，对解释模式重要性的认识推动了更具文化适宜性的临床服务；,最后，对苦痛的社会根源及精神障碍的社会病程的认识为公共卫生方法提供了新的前景，以减轻与精神障碍相关的疾病负担。,Company Logo,四、跨文化精神病学的走向,克莱曼提出“新跨文化精神病学”后，关注点从普遍性转向了苦痛的地方用语，以及人类苦难如何被文化过程塑造出各种形式的探讨。21世纪初，跨文化精神病学再次发生了转变。安妮贝克（Anne Becker）和克莱曼提出，跨文化精神病学可以在缺乏生物学标记的情况下，为精神障碍的病症意义及完整性提供证据。,Company Logo,第二节,文化特有的综合征,一、文化特有的综合征,二、文化特有的综合征的类型,三、文化特有的综合征与社会变迁,Company Logo,一、文化特有的综合征,人类学家常常用“主位”描述从特定文化内部看问题的现象，而用“客位”指非当地人的外部观点，尤其当外来的界定或解释范畴被用来描述一些地方现象。从这种意义上讲，综合征就是一种“客位的观点”，它反映了西欧、美国、加拿大等社会的精神病学对经验及行为进行分类的方式。,Company Logo,二、文化特有的综合征的类型,（一）神经病,人类学家就神经病提出的不同解释反映了他们所调查社区的差异。比如，有学者把危地马拉的“神经病”看做一种与家庭压力相关的强烈情绪的民间病痛，也有学者看到了该病与绝经期的关联，或强调女性责任过多带来的压力。雷布汉（Rebhun）和L克里格（LKrieger）分析妇女如何利用“神经病”作为操控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Company Logo,二、文化特有的综合征的类型,（二）惊恐症,这是在拉丁美洲许多地区的居民中存在的抑郁忧虑的状态。,惊恐症的基本含义是：突然的惊吓、情感打击、一系列创伤事件或者遭遇鬼魂对一个人的伤害，使他的灵魂脱离了身体。该病的典型症状是患者无法入睡或睡眠过多，觉得难过或情绪低落，头疼、腹泻，等等，与抑郁或创伤后应激障碍相似。,Company Logo,二、文化特有的综合征的类型,（三）缩阳症,缩阳症主要在亚洲及其他地方的亚洲移民中存在，被描述为一种限于中国文化的综合征。患缩阳症的通常是男子，在患病过程中，他们确信自己的生殖器正在缩入体内，并认为生殖器完全缩入会导致死亡。患者一般表现出强烈的焦虑，并有突发的特点。通常的治疗方式是，病人、家庭成员或朋友用木夹夹住其阴茎。,Company Logo,二、文化特有的综合征的类型,（四）杀人狂,杀人狂（amok）的攻击行为通常在男子中存在。一般认为，失眠、压力、酗酒等是造成紊乱的原因。出现紊乱前，患者沉默寡言、平静、没有攻击性。在一段时期的忧思后，患者会乱蹦乱跳，随手抓起刀子或其他武器，攻击够得着的人或物。等筋疲力尽后，患者会陷入抑郁，并丧失对自己狂乱行为的记忆。,Company Logo,二、文化特有的综合征的类型,（五）拉塔,“拉塔”（latah）来自马来语，意思是“发痒的”，指一个人通过暂时进入改变状态对惊吓做出反应。在这种状态中，她或他满足别人要求，反复模仿动作或声音，说粗鲁或下流的话，并做出一些淫秽的动作。19世纪英文文献中开始出现关于拉塔的描述。20世纪60年代至今，人类学家就拉塔的意义进行各种争论，尤其是这种行为的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Company Logo,三、文化特有的综合征与社会变迁,尽管文化特有的综合征概念中的“文化”来自人类学理论发展的早期阶段，当时文化被视为相对稳定不变的、地方化的，但当代人类学家越来越认为，这些综合征不仅以影响到所在文化的历史变迁，而且直接源于这些变迁。,Company Logo,第三节,精神病学研究的人类学反思,一、精神障碍的界定,二、精神障碍的种类,三、跨文化精神病学研究的反思,四、精神障碍的理论模式,Company Logo,一、精神障碍的界定,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中，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被定义为在临床上有意义的病症或模式，在这种病症中，个人会显露出与苦痛、无力、疼痛或者死亡风险提高相关的行为或心理模式。,Company Logo,二、精神障碍的种类,（一）抑郁症,抑郁症的症状包括难过与无望感，想到死亡，并常常伴随疲劳、睡眠差、体重下降等身体症状。,克莱曼与李德成的研究表明，西方的抑郁症建构如何与中国的神经衰弱建构相重叠，同时，后者如何独特地反映了中国在过去50年的社会文化语境。,Company Logo,三、跨文化精神病学研究的反思,（一）研究方法,在精神障碍的跨文化研究中，精神病学家有一种强烈的取向：发现跨文化的相似性与普遍性。,在这种取向的引导下，相关研究在方法上存在很大缺陷，并导致了研究结论的偏颇。一个常见的问题是，一些能够表现出异质性与差异性的病例在一开始就被系统地排除在了研究对象之外，使得跨文化的相似性成为研究方法的结果。而在人类学家看来，那些被排除的病例才是跨文化研究的重点所在，恰恰是它们能够展示巨大的文化差异。,Company Logo,三、跨文化精神病学研究的反思,（二）研究发现,总体而言，长期生病与残障至少可以部分地与生理疾病过程及其病因分开。正如症状与病理之间没有一对一的关系，同一个精神障碍有很多病程。病痛体验的意义、患者所处的社会语境及其经历一起塑造了这些结果。或许不是所有或大多数非西方场景都鼓励适应与康复过程，但很明显，当代工业化社会限制了一些类型的疾病的治疗，造成了慢性病与残障。,Company Logo,四、精神障碍的理论模式,人类学家采纳一种替代模式，即生物文化过程互动的整体论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有时生物学是决定因素，有时文化起决定作用。大多情况下，二者的互动是关键因素。,人类学的贡献是要求在跨文化研究中采取一种理论上更复杂、概念上更具批判力的方法，以发展一些中层概念，解释文化如何影响精神疾病。,Company 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