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文本样式,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第五级,*,第三节 司马迁与史记,一、史记的成书是传统史学确立的标志,梁启超,曾说：“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也。”,金毓黻,认为“吾国史学，萌芽于孔子、左丘明，而大成于司马迁、班固。”,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他认为“春秋战国之际，儒墨并起，百家争鸣，其所著述，亦多称引远古的传奇神话，以自实其说。尚书、国语、战国策之类的著作，且已接近于有系统的历史记录。以后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卿大夫的世系所出。更后又有楚汉春秋，记楚、汉之间的史实。但这些著作，或纪年为录，或分国为史，或仅记世系，或截录断片，皆系支离断烂的著作，并未构成一个整体的历史系统；而且写著的方法，亦无确定的成规。至于诸子的著作，则不过借史料以为其立论之依据或例证而已，更无所谓体例。所以我说汉以前，写著历史，尚不成为一种特地的学问，写著历史之成为一种特地的学问，即所谓历史学，在中国，是始于天才的史学大师司马迁。”1,1 剪伯赞著：史料与史学，北京：北京出版社，2023年5月第1版，第114页。,即便把孔子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史学家”、“中国史学的开山祖师”的李颖科也不否认司马迁仍是“中国的史学之父”。孔子与中国史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齐思和、张广智、陈其泰三人都是把司马迁和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西方的史学之父相提并论。,齐思和说：“司马迁是中国的史学之父，中国史学的奠基者。”“在我国历史学成为一个学术部门，实是从司马迁开头的。”中国史学史论集收：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张广智：司马迁是中国的“史学之父”。西方史学史第22页,陈其泰认为在传统史学的创始、奠基和确立的三个阶段中，司马迁是奠基者。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传统史学确立期和转变期比较,又，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也是把司马迁史记的成书作为中国古代史学进展成熟的时期。“编年体的左氏春秋成书，标识着古代史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纪传体的史记成书，便更进一步标明白古代史学到达了成熟的阶段。”1,白寿彝把先秦作为史学的“童年时期”，视秦汉为“成长时期”，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史上以历史家著称的第一人”白寿彝著中国史学史论集第59页。,1 王树民著：中国史学史纲要，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7年9月第1版，第52页。,由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尽管在创始、奠基和确立的生疏上他们有差异，但至少都认为到司马迁时，传统史学的进展才走向成熟。,可见，很多人在进展中国史学史分期时，是把秦汉与先秦分开的，司马迁的史记往往是作为秦汉时期一段来对待的。但有的学者却把史记视作战国文化的连续与总结。,钱穆在中国史学名著一书中提出：“中国史学从孔子春秋一路下来，经过春秋三传、国语、国策到太史公史记，这一段是中国史学的极盛时代，正是起在乱世。固然，学术史的年月，同普遍史的年月，不能划得恰平，中间有些参差不齐的。如太史公史记，已经到了汉武帝时，可是我们可以把史学从孔子春秋一路到太史公史记，这是中国史学的一段黄金时代。而此一段黄金时代，则正起在春秋战国衰乱之世。”1虽然立论的角度不同，但钱穆也是把史记作为春秋战国的承袭之作。,1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2月第2版，第193页。,胡宝国在与战国文化传统一文中亦提出：“史记的消逝也与战国文化传统有着亲切的关系。我们留意到，虽然政治上完毕战国是在秦代，但在文化上，战国传统照旧坚韧地存在着。始终到西汉，社会上照旧洋溢着战国精神。史记所呈现出的很多特点都可以从这样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中求得解释。甚至可以说，史记正是对战国文化的一次历史总结。”1,1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进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11月第1版，第1页。,史记承继先秦的缘由,受钱穆和胡宝国的启发，本文把先秦到西汉司马迁创作史记时的历史时期合为一段，即把中国古代史学的萌芽进步和进展成熟视为传统史学的第一阶段，主要是看到：,第一，至史记消逝时，史学才“自成一家”。,其次，战国的文化传统在司马迁时代仍很深厚，司马迁也深受影响。,第三，司马迁“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这一观念继承了春秋时期“百家争呜”的遗风。,第四，史记原名太史公，亦可见战国风气。,其次，战国的文化传统在司马迁时代仍很深厚，司马迁也深受影响。,朱熹就说：“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贾谊文亦然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后国更实。”朱子语类卷139论文上，3299-3300,另外，司马迁的史记始终写到“今上”，也是战国遗风，如世本就是始终写到“今王”赵迁的。,第三，司马迁“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观念继承了春秋时期“百家争呜”的遗风。,章学诚提出：“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文史通义卷四释通,梁启超亦提出：“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点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1,侯外庐也说史记“是一部继承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传统的私人著述”2。,1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2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其次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一版，第127页。,第四，史记原名太史公，亦可见战国风气。,钱大昕说：“子长述先人之业，作书继春秋之后，成一家之言，故曰太史公书。”所谓史记，当时“皆指前代之而言。史记之名疑出魏晋以后，非子长著书之意也。”1,王国维也说：“汉人所谓史记，皆泛言古史，不指太史公书。以史记名书，始于魏晋间矣。”2,1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五“太史公自序”，嘉定钱大昕全集其次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112页。,2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一太史公行年考，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59年第1版，第510-511页。,另据梁启超的考证：“史记之名，非迁书原名也。其见于汉书者，艺文志述刘歆七略称太史公百三十篇。杨恽传谓之太史公记，应劭风俗通卷一卷六同。宣元六王传谓之太史公书，班彪略论、王充论衡同。而风俗通卷二时或称太史记。是知两汉时并未知名迁书为史记者。史记之名凡八见：一周本纪云：太史伯阳读史记。二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论史记旧闻。三十二诸侯年表云：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四六国表云：秦烧天下书，诸侯史记尤甚。五六国表云：史记独藏周室。六天官书云：余观史记考事。七孔子世家云：乃因鲁史记作春秋。八太史公自序云：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皆指古史也。史记之名，盖起于魏晋间。实太史公记之省称耳。”1,1 梁启超著：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长沙：岳麓书社，2023年12月第1版，第18页。,以上诸种称谓中，魏晋以前使用较多的是太史公和太史公书。为何以“太史公”命名？究竟应当是太史公还是太史公书？,对此，钱穆和胡宝国提出了很好的解释。钱穆认为：“太史公则司马迁一家之私书，当与孔子春秋齐类，不当与鲁春秋、晋乘、楚梼杌相例。故其书称太史公，犹孟轲自称孟子，其书因亦称孟子，荀况自号荀子，故其书亦称荀子云耳。”他又说：“太史公书者，犹云诸子书，孟子老子书，假设正名以称，则应曰孟子老子。太史公，不得加书字。至曰记曰传，则举一偏以概，更非其书之本称。”1我以为这个解释是很合理的，由于依据艺文志述刘歆七略称“太史公百三十篇”，而没有带“书”或“记”字。艺文志应当是涉及书名最正式的场合。胡宝国认为史记原名太史公，这种以个人名字命名书的方式“仍是来自于战国的旧传统，诸子的书是成一家之言的私人著作，而史记也是要成一家之言的私人著作”。2,1 钱穆：太史公考释。见钱穆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版，第20页。,2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进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11月第1版，第11页。,二、为什么说史记是传统史学确立的标志,1、史记创立了成熟的纪传体，是正史之祖。,2、史记重视人的作用,3、司马迁具有自觉的以史名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史学意识高度成熟。,1、史记创立了成熟的纪传体，是正史之祖。,史记之成，古史则采自诗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五帝德帝系姓世本战国策秦纪而成；汉初则采自楚汉春秋；以后各事则采自当时的档册。故史记自序说：“紬chu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又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盖太史公所承受者，中秘所藏之古书及当时之史料，兼而有之也。,史记的体裁,至于史记一百三十篇之体裁，系由本纪十二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书八篇、表十篇集合而成。,本纪者，以编年为体，记载国之大事。世家者，同以编年之体，记载诸侯列国之事。列传者，以人为单位，记其行事；或合同类人而记其行事。书者，以同类事为单位，述其终始演化的痕迹。表者，补本纪、世家、列传之缺乏，旁行斜上，按年月为次。,一般认为，司马迁所用的纪传体涉及本纪、世家、列传、表、书等形式，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传统影响的。,如梁启超说：“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其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其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也。”不过，梁启超并没有否认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之功，他说：“诸体虽非皆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相互补而各尽其用。此足征迁组织力之强，而文章技术之妙也。”1,1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争论法，长沙；岳麓书社，2023年1月第1版，第15、16页。,一般认为，司马迁所用的纪传体涉及本纪、世家、列传、表、书等形式，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传统影响的。,钱穆也认为：“太史公史记，实是把太史公以前史学上的各种体裁包括会通，而合来完成这样一部书，此真所谓体大思精。”1,白寿彝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这五种体裁都是过去曾经有过的。但有意识地使它们相互协作并在一部书里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史记的创举。”中国史学史论集第63页,也就是说，这些具体的体裁虽然不能说是司马迁首创，但综合起来运用到一部史学著作中，形成一种为后世长期沿用的纪传体，则是司马迁的功绩。,1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2月第2版，第85页。,不少学者在确定司马迁及其史记时，也着意于纪传体。,如翦伯赞就说：“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动身点上的一座不朽的纪念碑，这或许是没有人否认的。不过司马迁的不朽，不仅由于他写成了一本史记，特殊是由于他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学方法，即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史学史论集107页,瞿林东也提出：“史记中的每一种体裁，都可以从先秦史学中找到它的踪迹，但又都包含着司马迁的再制造。这种制造，一是使各种体裁都具备了比较标准的形式，为后世史家供给了足以遵循的楷模；一是把诸体综为一书，为表述历史开拓了宽阔的途径。这是司马迁在历史编纂上的精彩奉献。”1,1 瞿林东著：中国简明史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第1版，第26页。,但是，自清代开头，就有人夸大世本与史记在体裁上的渊源关系。,如清人茆mo泮pn林在所辑的世本序中就认为，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从世本那里来的。,现代学者王树民在简要分析了世本的体例之后也说：“司马迁的史记，远古局部以此书为主要的取材之所，而史记的体例有本纪、年表、世家、列传等局部，实际上也是由世本进展而来。”1,2 王树民著：中国史学史纲要，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7年9月第1版，第30-31页。,一些争论者甚至据此否认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之功,如蒙文通在其中国史学史中说道：“世本久亡，据群籍征引者言之，知其书有本纪、有世家、有列传，则所谓司马迁创作纪传，不过因袭世本之体，以为纪纲，而割裂尚书、左氏、国策、楚汉春秋诸书，散入本纪、世家、列传，分逮当人之下而已。纪传之体珍贵，而创之者世本非马迁也。”1,1 蒙文通著：中国史学史绪言，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23年5月第1版，第39页。,这一意见是否正确呢？最近有学者依据茆泮林自己所举的例证和隋唐人以前的著录，进展了有力的驳辩，认为根本没有理由确定世本存在本纪、世家和列传。,胡宝国在汉唐间史学的进展一书中指出：“或许也正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