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标题样式,单击此处编辑母版文本样式,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第五级,*,内卷与发展：中西方历史发展道路的反思,内卷与发展：中西方历史发展道路的反思,1,问题的提出,据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教授在上一世纪30年代的研究结果，1799年（清代中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世界GDP 的44，比今天的美国还要强大。今天中国GDP仅占世界总量比例的3.5。,1915年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18641920）在他的名著儒家与道教中提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乏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因素，但中国之所以没有能发展出西方式理性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中缺乏一种像西方新教教义那样的宗教伦理作为必要的启动力量。,问题的提出据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教授在上一世纪30年代,2,美国加州大学的彭慕兰教授2000年发表专著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的发展,认为中国和西欧之间的“大分岔”是在1800年以后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与欧洲并无明显的差异。他提出如果没有美洲，英国很可能走上一条与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同的道路。正因为拥有殖民地和煤矿这两大支柱，英国才逐步发展起来，使西方和中国走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美国加州大学的彭慕兰教授2000年发表专著大分岔：欧洲、中,3,许多历史学家都承认，迄至14世纪，中国已取得了巨大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她已达到了通向爆发全面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大门。当17世纪后西方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加快以后，中国却开始落后了。1839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一直被光荣的历史回忆和现世落后的屈辱所困扰。,中西方历史发展道路分化的深层原因何在？,许多历史学家都承认，迄至14世纪，中国已取得了巨大的技术和经,4,中国专制政治对商业资本的压制,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亚西亚社会”。这种社会的特点起源与治水与人工灌溉的需要和由此形成的严密科层制的官僚体系，土地财产的国有制为主体，实行专制统治。,鲧、禹治水，启建立夏王朝。,“鲧障洪水”，“故有鲧城”,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治水有关。治水和灌溉的需要一个强大而专制的中央政府。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君权必然具有专制的性质。,中国专制政治对商业资本的压制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亚西亚社会,5,哈耶克曾考虑过为什么中国数千年的社会制度的延续过程中，封建社会制度的长期停滞而不能自发地走出现代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多少演进，而只是在同一社会制度的层面上的内卷，即不是演进式地前进，而只是在无休止地内卷、内缠、内耗和自我复制。他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指出中国政府强大的科层建制有效地压抑了自发社会制度的生发与扩展.,哈耶克曾考虑过为什么中国数千年的社会制度的延续过程中，封建社,6,重农抑商,恩格斯认为，在封建主义的时代，商人代表着一种新的力量。在决定传统的封建社会向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导向中，起重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经济而是商品经济的力量：“商人对于以前都停滞不变，可以说是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因素。”“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重农抑商恩格斯认为，在封建主义的时代，商人代表着一种新的力量,7,在君主专制的统治下，重农抑商成了中国封建统治者长期以来实施的一项基本经济政策。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质，就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来达到垄断经济命脉、钳制私营工商、聚敛社会财富为目的的一种政治手段。,商鞅变法规定，从事商业而致贫者要收为官府奴隶。秦始皇时将贾人与逃亡者、犯罪官吏等一起发配桂林、象郡、南海等西南边地。西汉初年对商贾的社会地位进行种种限制，规定“不得衣丝乘车”，“不得仕宦为吏”。,在君主专制的统治下，重农抑商成了中国封建统治者长期以来实施的,8,经济政策上表现为国家垄断某些重要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实行禁榷制度及“均输平准”政策措施，以官商抑私商。,加重对商人盘剥，汉武帝时采用算缗、告缗等手段，剥夺商人财产，政策规定商人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被课以重税。因财产申报不实而被“告缗”者为数众多，所受打击极为惨重，“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唐肃宗为了筹措军费，曾对江淮蜀汉的豪商富户实行“率贷”式的掠夺。唐德宗时亦有“借商”之举。,经济政策上表现为国家垄断某些重要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实行禁榷制,9,明清专制政府对商人的盘剥有所加剧。这些盘剥的名目繁多，主要有课税、捐输、助饷和无端勒索等。,清政府对商人的“正课”逐年增加，清初“淮纲正课原只九十余万两，加以织造、铜斤等款，亦只一百八十余万两”，乾隆年间“已及四百余万”，“数倍于原额”，就是说百年之内课税猛增了四五倍之多。嘉庆二十年（1815年），“淮纲每年正杂内外支款，竟需八百余万之多”，比之乾隆年间的400余万又增加了一倍。,明清专制政府对商人的盘剥有所加剧。这些盘剥的名目繁多，主要有,10,徽商捐输先例始于明代。万历年间歙商吴养春一次向朝廷捐银30万两。入清后徽商捐输数目之巨，更是惊人。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从康熙十年到嘉庆九年（16701804年）的100多年中，两淮盐商前后捐输的银两有3930.2196万之巨，每次捐输多则数百万两，少则数万两。,有相当多的盐商就是在连续的大笔捐输之后因老本贴尽而濒于破产。,徽商捐输先例始于明代。万历年间歙商吴养春一次向朝廷捐银30万,11,助饷是指商人捐款以助朝廷军费的活动，名义上是商人自愿的捐款，实际上是政府对商人的又一种盘剥。倘若商人不能“慷慨解囊，正常的商业活动往往会遭到种种刁难，甚至被弄地倾家荡产。商人只有咬紧牙关，忍痛割舍巨资为封建政府“分忧解难”。,助饷是指商人捐款以助朝廷军费的活动，名义上是商人自愿的捐款，,12,乾隆三十八年（1733年）因平定大小金川，两淮盐商一次就助饷银400万两。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正月因用兵台湾，盐商又“情愿”捐银200万两以备犒赏之需自嘉庆四年（1799年）三月至八年（1803年）的正月不到4年的时间里，两淮盐商连续6此助饷，共计耗银700万两,乾隆三十八年（1733年）因平定大小金川，两淮盐商一次就助饷,13,康熙年间的淮商就有三项大笔“浮费”：一是程仪，现任或候补官员进京路过淮扬时不论该官与淮商有无交往，都要索取一笔“程仪”；二是规礼，本地的文武大小衙门无论与盐务是否有关，都要向商人收取规礼；三是别敬，先是每年御史任满时照例向商人收取“别敬”钱，后来发展到无论地之远近或与商人是否有交情，只要是达官显贵在任满时都要向商人索取“别敬”。这三项浮费每年都“盈千上万”,康熙年间的淮商就有三项大笔“浮费”：一是程仪，现任或候补官员,14,商业资本流向土地,在“重农抑商”经济政策下，人们传统的社会心理特征是把土地作为最主要财富。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明清时期人们对土地的追求也就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成了商人普遍遵循的准则。商人用利润购置土地，不仅可以长保富贵，而且还可以通过拥有大量的地产成为乡绅仕宦而取得政治特权。“重农”经济政策下明清时期土地能带来丰厚的利益，也是导致商人利润流向土地的重要原因。,商业资本流向土地在“重农抑商”经济政策下，人们传统的社会心理,15,西方与中国的不同,在整个古希腊、罗马时期，私人工商业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贸易中都占有重要的主导地位。封建社会晚期在政府重商政策的保护下私人工商业还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一重商政策的结果是刺激了社会经济的增长，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孕育和成长，最终导致了封建制度的崩溃。,西方与中国的不同在整个古希腊、罗马时期，私人工商业无论是在国,16,产权安排与商业资本的离析,中国封建时代的国家政权管理和控制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以国家经济和财政收益为核心的。在这一“官本位”的经济政策中，封建统治者对财产的控制，有基于财产所有权和政治统治权而形成的对国有财产的直接控制，也有基于对财产私有者的政治管辖权而产生的对私有财产的间接控制。这后一种管理和控制，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私有财产只能成为一种不完全的“私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这一所有权最终所属的最好说明。,产权安排与商业资本的离析 中国封建时代的国家政权管理和控制经,17,从专制统治者的角度来看，私人财产也是间接的国有财产。而有关的法令条文，都是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制订出的。正是在这样的产权制度下，皇帝和朝廷常常可以借助于专制集权的威力借故变相地籍没百姓私产，这种变相籍没往往不是针对个别民户，而是轻及一地，重者殃及全国。,中国古代财产继承权的安排也是产权制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这一制度安排的结果是导致了民间商业资本的离析，是明清商人资本未能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从专制统治者的角度来看，私人财产也是间接的国有财产。而有关的,18,平均析产的家产继承制,以诸子平均析产为主干的传统家产继承方式在我国通行了两千多年，其影响已超出了小家庭的院落，影响到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内卷式”进程。具体地说，在诸子平均析产的制度下，个体小家庭商人的财产资本呈现着“分散积累分散”的周期性循环过程，在这种循环过程中很难完成资本的积累。,平均析产的家产继承制以诸子平均析产为主干的传统家产继承方式在,19,清初休宁商人汪正科在景德镇经商30年，从小本起家发展到成为“中贾”。凭汪正科的经商能力和他30年所获得的商业资本如能继续扩大商业规模，则其资本的发展前景是无量的。传统的析产制度使他通过立阉分产，将集中的财产转向分散，从而无法进一步积累资本。汪正科家产分有两个部分，一是现存的银两和借出银两，二是房产、田地、山塘。这说明汪正科的商业资本的出路先是不断地分散于“所置产业”，然后再与手中的银两一并分给儿孙，结果使自己多年经营取得的商业资本最终离析分散。,清初休宁商人汪正科在景德镇经商30年，从小本起家发展到成为“,20,明清时期商人在经历了艰难创业积累资本后，又由多方面流向了封建化的渠道，而传统家庭财产继承制又因诸子均分家产而离析了原有的资本，最终又回到了土地。这种制度安排对商业资本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一种阻碍。正是这一制度安排，使民间难以完成大规模的商业资本积累，民间流传的“富贵无三辈”之说也形象地证明了这一点。,明清时期商人在经历了艰难创业积累资本后，又由多方面流向了封建,21,1937年梁漱溟先生指出：“西洋为什么能由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即是因为长子继承制的缘故，因为长子继承制，所以在封建制度中已为他造就了一个集中的力量，容易扩大再生产。考之英国社会转变，可资佐证。那么，中国始终不能成为工业社会，未始不是由遗产均分造成的。”,我国古代社会商业资本发展缓慢，没有能衍生出西方式的工业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缺失和不合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1937年梁漱溟先生指出：“西洋为什么能由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22,意识形态对商业资本的侵蚀,明清商人接受儒家价值观念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贾而好儒”的儒贾观，十分强调尊祖、敬宗、睦族的宗法观念。正是这一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徽商“重宗义，讲世好”以及族人间“相亲相爱，尚如一家”的社会风尚。在这种社会风尚中成长起来的徽商，具有一种强烈的宗族归属感，把自己的命运与宗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将强宗固族看成是自己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渴望在宗族中获得地位和尊重。经商致富后，他们大都十分自觉地将一部分商业利润用于宗族事务的消费中。,意识形态对商业资本的侵蚀 明清商人接受儒家价值观念的影响，形,23,明嘉靖年间徽商金德清经商10年，积累万金，一回家便捐重金建宗祠，万金的资本一时差不多耗去了十分之一。,与宗法制度紧密相连的是商人的崇儒风气。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下，中国古代的宗族（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都十分重视家族子弟的培养，把设学堂、培养宗族子弟作为族规、家训，他们在经商致富后大多热衷于建学堂、请名师，为子弟业儒入仕创造条件。商人每年仅资助书院这一“义举”也消耗了商人大量的商业利润。,明嘉靖年间徽商金德清经商10年，积累万金，一回家便捐重金建宗,24,受传统如“父母在不远游”的乡土观念和富贵不忘族人的宗法观念的影响，许多商人在经商致富